“四清” 和“五反” 运动

1959年至1960年彭山非正常死亡人数达2万人左右。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波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和省、地委的具体部署,县委于1963年7月初,由县委书记宋潮亲自带领50多人的工作队在青石公社进行试点,借以摸索经验,训练干部,为全县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

在青石试点之后,县委研究决定在全县开展农村社教和城市的“五反”运动,计划分三批进行。

按照县委的统一安排部署,农村第一批社教,县里抽调427人(其中机关干部212人、公社干部93人,大队干部122人)组成社教工作队,经过培训,派到各公社帮助开展工作。第一阶段组织干部、党员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地委有关文件,明确开展社教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方针政策,开展“三史”以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启发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并按“四清”内容,查上当,放包袱,自觉地“洗澡下楼”,然后发动群众进行面对面或背靠背的揭发帮助。第二阶段,组织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进行评查评审,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划清敌我界限。第三阶段,组织处理和制度建设,落实发展生产计划。第二批社教的7个公社1个镇,从1964年1月中旬开始,到4月中旬结束。经过3个月的工作,参加运动的3313名干部,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和违法乱纪等错误的3092人。

1964年10月16日至27日,县委在县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511人(其中社教工作团157人)。会议围绕解决县委和各级领导班子核心中的“四不清”问题,认真开展自我检查,相互揭发,相互批评帮助,深挖思想根源。通过这次会议,县委和多数公社党委、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核心中存在的“四不清”问题基本上摊了出来。许多同志在前段“五反”、“四清”中没有暴露的问题,这次也作了交待,并表示回去一定把本单位的“四清”工作搞好。会议开得比较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城市的“五反”运动,第一批从1963年9月开始, 12月底结束。参加这批运动的共673人。经过近3个月的工作,揭露出犯有贪污、投机倒把等经济错误的67人,第二批主要是解决县委和公社及各单位领导班子中存在的“四不清”问题。

李密墓灭没忆

李先华

 

     前些日子,当得知“2010中国•彭山第五届长寿养生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时,再次牵忆起我四十受年前导演灭没李密之墓的往事。忆及此事,让我不胜愧汗。带着愧恨,我再读清·眉州守全一凤之《吊李密墓》。诗云:

    沦落芳踪不可寻,曾歌麦秀匿山林。

    本因祖母陈情切,还失先朝报国心。

    冢土草木高北斗,姓名偃仰重南金。

    乌鸦日暮相啼哑,风木余情泪滴襟。

读罢,仿佛诗情画意应“龙门”。于是倡约同仁王正江、官为桥驱车前往李密故里——保胜乡龙门。在村党支部书记老李带引下,足踏荆棘爬坡行,痛忍蚊叮虫咬寻觅坟。深入龙门寺后半里林地,只见石包不见墓,只见山岗不见坟。我们失望走出林地,感触乃是“沦落芳踪不可寻”,“竹海深处本无坟”,唯有“风木余情泪滴襟”。我尤感惘然若失。因为我是灭没李密坟墓之“始作俑者”,虽然无辜,但“罪责难逃”。

据民国《彭山县志·疆域》载:“治北龙门桥去不一里,即李密墓。”墓地处于今彭溪镇龙门桥村二组管家林。虽与《李密故里》龙门寺同是“龙门”,但相隔却有五十里许。是否是因同为“龙门”,李密墓地才特选于此,今天已不得而知。

1966年,刚参加工作的我,在凤鸣公社(今彭溪镇)任团委书记。初秋,公社党委派我驻龙门桥大队。大队办公室就在李密墓旁边,我几乎天天都要从墓旁东来西去。墓地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坟墓呈大园包体,直径有20来米,坟高6米许,占地不下半亩,垒土上千(立)方。墓周砌有三层方尺红石条护边,约1米高。坟墓外形为坐西向东,墓东立有石碑,高超过2米,宽1.5米左右,石质为“雅皮石”。碑石从右向左下有一道断裂补痕,痕纹曲折不齐。碑石中央刻有升(旧时米粮之量具,正方口倒梯形,10升为1斗)大碑文――“晋汉中太守李密之墓”,碑石上角、左下角还有小字碑文。依稀记得左下角碑文为清咸丰年间某知县题(注:1856年知县李吉寿题)。碑前有石板地面约有10米X5米大小,碑下还有一约30长厘来、宽20厘来的凹槽石面供放祭器。

是年冬,我就成为灭没李密坟墓之导演者、组织者和参战者。

1966年的时风有两大鲜明特点:一是“大寨风”,即“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二是“文革风”,即“文化大革命”,破除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受时风驱使,在“造反有理”作祟下,我与大队党支部“一本正经”地制定了“破李密坟墓之旧,兴挖坟造地之风”的《农田基本建设方案》,并打出战地横幅口号:“横扫牛鬼蛇神李密,改田造地一百亩”。从10月下旬开始,动员和组织了大队“基建连”(当时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组建的农田基本建设突击队)300多人,苦战了两个多月,夷平了李密坟墓片区的三十来亩坟地,改造出了上百亩良田好地。李密坟墓就这样遭人为灭没。

时至今日,掘灭李密坟墓的全过程仍历历在目:李密墓外层为厚实的土层,中层为石廊,底层为墓。墓廊用红石拱成。开拱时,因民间传言“墓内装有数桶燃油,并设有‘机关’暗箭”,我们害怕引起爆炸和暗箭伤人,组织专人小心翼翼地撬开拱石,但并非传言所说。墓道坐北向南,与坟前墓碑不同向。墓道由方八寸红石砌墙体,由半月形红石作拱,道宽由西道、北道、东道连结而成缺正南方形。西道为进门,东道为出门。东西道各约3米,北道约6米。西口和东口皆卵石封砌。

墓掘开后,并未见棺木,只在东道前见有头骨残存,在北道有几件碗陶。当时根本没想到上报文物部门,更无心细研,连同碑石随意丢弃,任人捡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任县委宣传部长时,在主持召开全县旅游经济理论会之“忠孝文化”后,为弥补灭没李密坟墓之过失,曾亲自和组织人细心寻觅李密墓碑。一说在李某家做刷衣板或垫牛圈底;二说在张某家铺垫仓底;三说在二队用作井石,但始终无果。我离开宣传部前,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龚华英反映,有一管氏饭店偶在沟中拾得一石磨刀,见其石有一大“晋”字,只因单个字不能确认,李密墓碑去向至今难考。

李密墓及其墓碑虽然灭没,但其墓地遗址尚清晰可寻,除现为龚华英和管根华房地外,还有一小块空闲种菜,隔“长寿花园”北墙约50米,隐匿于乡村民房之中。实乃“沦落芳踪不可寻”, “风木余情泪滴襟”,不知何年再见李密墓。

三任“肥缺”位 两袖清风归

——话说刘锡纯

  旷栋梁  张华林  李先华

 

刘锡纯(1873~1953),字绍先,别号枫庵、丰安,彭山县江口镇人。晚清秀才,知名学者,生性刚直。

在刘锡纯的前半生,暂不说其两度随军(初为刘文辉任营长时的书记官,后为刘文辉24军机要秘书)经历,只说三度为“官”事。

 

知犍为“减、缓、杀”  除恶拒贿丢“乌纱”

 

1925年,刘锡纯任犍为县知事(即县长)。刘一到任,一心只为民作主,便接连“减、缓、杀”。

一是请求预征缓施。在赴任时,刘得知预征粮税的命令即将到县。因而,未及到衙,便询问起民间疾苦,商议应对预征之计。有苏东坡知登州(今山东蓬菜。苏公祠门联:“三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之遗风。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战事连连,大小军阀多如牛毛,凡驻境或过境军队,皆向地方索要供给。所以,重征或提前预征当年、第二年乃至第三年的税赋,简直是“家常便饭”,以致百姓苦不堪重负,民不聊生。为此,刘随即两次向上呈文请求预征“刹车”缓以施行。

二是陈情烟土税蔽端。对紧随预征而来的烟土税,更是愤然不平,直接谒见上级,面陈得失,为民请命,请求减、兔、缓。

三是“杀”豪强恶覇。其时,县内有一豪强恶覇煤矿主杨丹墀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民愤极大。刘将其拘捕究办。杨用重金贿赂,以求宽免,刘不仅严词拒绝,还报请将杨处决,以平民喷、泄民怨。杨获悉后惊恐万状,并庚即遣家人,复以重金贿赂驻防乐山军阀刘元璋(当时犍为属乐山防区)。刘不仅下令将杨释放,反而加刘锡纯办款(征税)不力之罪。以致刘丢掉县知事“乌纱帽”。

对这段经历,刘锡纯的感言至今仍发人深醒:“抚字心劳,征科政拙(指征收税赋差),绩考下下,固所心安”;“惟未能处决大恶覇杨某者,乃终身遗憾”!这一“安”一“憾”,道出了身为“父母官”的天职所在。

  

宰屏山语惊四座:“先关衙门,从里杀出去!”

 

1928年,刘出任屏山县知事。其时,金河沿岸明有豪强巨猾盘据,敲诈勒索;暗有土匪出沒,劫掠商贾行人。刘到任的第二天,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与僚属和士绅行见面礼时,纷言匪患严重,恳请安靖。刘意料土匪之所以猖厥,必定是官匪相通,便风趣地说:“明天把衙门关了”。众人惊异:“关了衙门,土匪岂不更凶?” 刘这时厉言正色地说:“明天关衙门,先从里面杀出去!” 此言一出,涉匪者无不恐惧。想必是由于屏山邻近犍为,有不少人知道这位“刘知县”的秉性。这就先断了土匪在官府中的内援。刘随即购枪只、练乡勇,抚捕并举,恩威并施,先后捕杀匪首李俊清、任鹤堂等。不到半年,匪患逐渐平息。

 

 “盐官”任上守规守矩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食盐行道,从一定意义上讲,恐怕比今天的房地产还要不得了。1930年,刘锡纯出任井研盐场场长。虽任期不长,但从不中饱私囊。

刘锡纯的后半生,一心从事教育与治学。为远离官场和县城的喧哗,他特意结庐于远离县城七、八里的江口山中,每日爬山涉水进城授课,以“舌耕自给”(刘锡纯语)为乐,直至1949年底彭山解放。刘治学严谨,勤于著述。先后著有《重修彭山县志》、《资治通鉴地理考》、《方言溯始》①、长篇章回小说《边雪鸿泥记》②③、《刘锡纯诗词手稿》及《枫庵日记》①等。

1953年,刘锡纯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同年7月病逝,终年八十岁。在那个年代,刘锡纯所任三职,对他人来说,任何一职皆“万两白花银” 之“肥缺”位。然而,他却一身正气,疾恶如仇,一心只为民作主,常逆上,三任“肥缺”位,两袖清风归。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注:

①  1946年,适逢县参议长改选,当时的县长何守仁意欲选择一个有名望的人来主持参议会,便出面游说在彭山县立初级中学任教刘锡纯出山竞选,刘虽无意出山。但谋求此职的豪绅恶霸地主徐芳田担心,如果刘一旦出山,自己必定当不上参议长。于是,暗使党羽彭振学、刘国请乘夜纵火焚烧刘锡纯房屋。刘先生房屋多数为草房,匪徒纵火时,把门反扣,想烧死刘先生,其所著《方言溯始》、《诗词手稿》、《资治通鉴地理考》等手稿,均付之一炬。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无端一火兆焚如,玉铀扬灰陋室墟。夜吼盲风伸劲草,晨流清露挺秋藻。难言天道哀人欲,不爱吾庐哭我书。且把精神重抖擞,好从劫后看乘除。

② 《边雪鸿泥记》完稿后,刘锡纯托其在北京大学的弟子李秉中将书稿转交鲁迅谋求在北平出版。据鲁迅书简中记载。他看书稿后,交胡适先生转商务印书馆,但一直无回音。他曾托孙伏园面问胡适,也曾写信叫李秉中直接询问。书稿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至于当年为何未能出版,以及如何转入馆藏的,至今仍是个谜。

③ 李秉中(1902~1940),彭山县城北街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常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因勤学好问,为鲁迅所爱重并多次给予资助。《鲁迅全集》中收录致李秉中书信21封,可见与鲁迅情谊之深厚。曾任南京防空学校政训处少将处长,总统府侍从室秘书等职。

彭山人与《石门颂》及《杨淮表记》

张华林

 

大凡学习和研究书法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石门颂》和《杨淮表记》的。这是因为它在汉隶摩崖石刻史上具有极高的艺术地位,尤其是《石门颂》,位列汉代摩崖“三颂”之首(另“两颂”为《西狭颂》、《郙阁颂》),说它是汉隶书法极品中的极品,一点都不为过。

殊不知,《石门颂》及《杨淮表记》,与彭山人有着密不可分关系。

《石门颂》是我国著名摩崖汉刻之一,位于汉中市北17公里的褒斜道南端石门隧道西壁之上,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书体为汉隶,刻书22行,满行31字,共655字,刻于公元148年冬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和宋·欧阳修《集古录》均有记载。

《石门颂》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多用圆笔,起笔逆锋,运笔遒劲沉着,收笔回锋,有篆书笔意,古朴厚重而又富有弹性。通篇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素有“隶草”之称,是 “国之瑰宝”的珍品。

对《石门颂》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清末以 “八分一字直百金” (“八分”是汉隶的一种艺术形态)的名士张祖翼(张迋玉七世孙)跋此碑云:“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 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杨守敬《平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连清末军机大臣、光绪帝师翁同龢对明拓《石门颂》也只能“叹赏旬日而归之”。由此可见其珍贵之极。

1961年,《石门颂》摩崖汉刻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7年,因修建褒河大型水库,便将此摩崖从崖壁上凿出,1971年迁至汉中市博物馆。

《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杨君者,名涣,字孟文(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误为“司隶校尉楗为杨厥”),东汉犍为郡武阳(今四川省彭山)人。以清廉博雅著称,先后任过尚书台的尚书郎、候国相(相当于县令)、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中郎(皇帝的近侍官)、司隶校尉(掌察举百官并负责监察京师附近各郡的监察官)。《华阳国志》赞曰:“孟文杰出,政绩卓著。”

《石门颂》就是颂扬东汉顺帝时期任司隶校尉的杨孟文多次上疏请求修复褒斜栈道及石门遂道的经过。褒斜道及南端石门隧道,是沟通中原、西北与四川乃至西南交通的要冲,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最险峻之处。

颂文描述了褒斜栈道及石门遂道修复前的状况:不管是平地或者丘壑,均已陷于泥淖。到处是残破的木架与石柱相互抵拒,倾倒的树干和尖利的技桠与巨大、坚固的石面相互摩擦。面对这样的险境,使人跌摔碰撞,令人心惊胆战。即便是空车单骑,也被阻滞,无法前行。这里常年阴暗,少见阳光,凶兽横行,蛇蝎出没。每到秋季,已降霜雪,庄稼枯萎,终年不得收获。平民百姓贫困饥饿和愁苦之状,难以言表。

该《颂》的撰文者王升,字稚纪,东汉犍为郡武阳(今四川省彭山)人,生卒时间不详。至于王升在汉中太守任内政绩如何,由于匱乏资料不得而知。但从其颂辞中可以看出,王升至少是一个关注苍生、体恤民情的地方官员。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冬月上旬(相当公历12月中旬),时任汉中太守的武阳人王升,冒着寒风雪雨,跋涉褒斜山道巡视,推本溯源,感叹同乡杨君重开石门的明智和仁贤之举,感念其功而作了这篇颂辞,刻石颂其德,昭其功。

颂辞曰:“故司隶校尉健为武阳杨君,厥字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仪驳,君遂执争,百僚咸从,帝用是听。废子由斯,得其度经。功饬尔要,敞而晏平。清凉调和。”大意是说,杨孟文以深厚、执著的忠诚之心,多次上奏皇上建议修复褒斜道重开石门。屡遭主持议事官员的反对,杨则据理力争,百官司僚都被说服,皇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子午道才被废止,褒斜道再度开始通行。使此道由败落凋敝到宽敞明亮、安全平坦,清凉调和之气充溢,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之势喜人,其功绩是多么重大而显要。

下面,再说一说位于“石门十三品”第六品的《杨淮表记》(又称《司隶校尉杨淮从事下邳湘弼表记》)。杨淮及堂弟杨弼系杨涣之孙。东汉熹平二年(173年)二月,同郡(犍为郡)人卞玉过石门,见《石门颂》,有感于杨氏祖孙业绩,因作此表记,故又称《卞玉过石门颂表记》。该《记》隶书体7行,行25~26字不等,共计173字。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刻云:“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 该表刻最大的书法艺术特色在于古奇纵逸,疏荡天成。

对于杨淮的事迹史书有载。杨淮,字伯邳,武阳人。先后任尚书、河东守、尚书令、河南尹(京都之地的地方长官)、司隶校尉、将作大匠(掌修皇家宫殿、宗庙、陵园事)等职,曾三为尚书。《华阳国志》赞:“伯邳正直,耀祖扬声。”

杨淮“为官忠直,很有政声”。时有曹腾(曹操祖父)和南阳太守曹麻、济南太守孙训等人子弟,常依仗权势,骄横淫纵,为非作夕。杨淮书奏朝廷,征廷尉依律进行了惩治。他曾“训”那个在汉安元年(142年)被彭山人张纲弹劾过的当朝国舅、专权跋扈、独揽朝纲的大将军“梁冀妇家子也”,权贵们都畏惧他。《华阳国志》载,杨淮先后“荐朱禹、盛精、滕延为尚书,陆稠为郡守,皆名士也”。147年正月,杨淮不畏权势,上奏弹劾掌握皇宫禁卫的梁忠(梁冀的叔父),令满朝震惊,无不敬佩其正直不阿。

从《石门颂》和《杨淮表记》字里行间中,我们看到了体恤民情、关心天下苍生,为民请命彭山人!

看到了不畏权势,刚直不阿、世代忠良的彭山人!

还看到了善于赞美、颂扬正气的彭山人!

附录1:《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拓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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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释文

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释文

东汉·王升

 

惟坤定位,川股躬。有所,川有所通。斜碑作“余”谷之川,其南隆。八方所益域充。高祖受命,中。道由於午,出散入作“人”秦。建定帝位,以原作“焉字別寫。後以子午,途途字別寫別寫。更隨圍谷,通堂光。凡此四道。碑作骸垓別寫

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原碑作余通石、中遭元二,西夷虐斷絕,子午循。上則懸字峻,屈曲流;下入冥,傾瀉為寫輸淵平阿淖別字,一释泉字泥,常蔭鮮晏。木石相拒碑作距,利磨確盤槍碭,履尾心寒。空輿輕騎滯礙弗前。惡蟲碑作狩,蛇蛭泰滿蟎。末秋截霜。嫁苗禾年不登,匱餒之患。卑者楚,尊看弗安。愁苦之,焉可具言。

於是明智碑作知,故司校尉犍陽楊君厥字孟文,深忠伉,上奏。有司駁,君遂執爭,百僚鹹從,帝用是子由斯,得其度。功飭爾要,敞而晏平。清涼調和。

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中太守、犍王升字稚。涉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智碑作知,美其仁,勒石德,以明。其曰:

君德明明,炳別寫煥彌光。刺別寫過清八荒,奉魁承杓,綏億禦碑作衙。春宣恩,秋若霜。蕩蕩雅以方。寧靜蒸庶,政乾通,主匡君。循有常。鹹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匪石厥章。別寫弘大而益明。揆往卓今,合朝情。釋艱即安,有。禹鑿龍門,君其繼蹤。上順鬥極,下答坤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庶士雍、商人西嘻,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功。垂流億載,世世嘆誦

序曰:明哉仁智碑作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所,勤勤竭名休 五官椽南鄭趙邵字季南,褒中晁漢強伯,佐西城碑作“成”王戎字文,主。王府君和谷道危,分置六部道。特遣行丞事西城碑作“成”朗,字公、都督椽,南魏整字伯玉碑作“王”。後遣趙誦宇公梁,按碑作案察中曹卓行。造作石世之基。或解高碑作格,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焉作別寫。伯玉“王”即日徒碑作“署行丞事,守安陽長

附录3:《杨淮表记》

 

杨淮表记

东汉·卞玉

     

故司隶校尉杨君,厥讳淮,字伯邳。举孝廉、尚书侍郎,上蔡、雒阳令,将军长史、任城、金城、河东、山阳太守。御史中丞,三为尚书,尚书令。司隶校尉,将作大匠,河南尹。伯邳从弟讳弼,字颖伯,举孝廉,西鄂长。伯母忧,去官。复举孝廉,尚书侍郎,迁左丞,冀州刺史,大医令,不邳相。兄原碑因剥似“元”字弟功德牟盛,当究三事,不幸早陨。国丧名臣,州里失覆。二君清□,约身自守,俱大司隶孟文之元孙也。黄门同郡卞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谒归过此,追述勒铭,故财表纪。

 

 

话 说 岳 升 龙

岳嵩高

 

岳升龙,字见之,甘肃临洮人,晚年恩准入籍四川,任四川提督,谥敏肃(封敏肃公)。死后葬于彭山城西北20公里保胜乡金岗山。

岳升龙系-代忠良岳飞二十世孙。是岳霖长子岳琮后裔,由江苏宜兴陈渡支经砒凌迁甘肃庄浪永泰堡,俗称永泰世系。从高祖父岳大舟(先任广西漓江卫指挥,后进驻甘肃临洮)起居临洮。其父定寰公岳镇邦在清·顺治中叶,始任军职,累建战功,官至山西大同镇总兵官。其次子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历清·康、雍、乾三朝镇守边关、定乱丰功,被清·高宗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诰授光禄大夫,奋威将军、三等威信公、四川提督、川陕总督、陕西巡抚、宁远大将军、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赐号威信。清代以汉人拜大将仅他一人,《清史稿》有传。像岳氏三代名将,受皇帝赐谥封公之事,实属罕见。

岳升龙自幼天资聪敏,好读书,喜击剑,补弟子员。其父定寰公任天津总兵官时,姬人蔡氏逝世,他不忍入殓,使用水银注尸身,且终日悲悼其旁。岳升龙与其母张太夫人苦苦哭泣相劝不听,于是假借部文,调定寰公入京,趁机埋葬蔡尸。因避祸责,便逃跑出署,改名变姓,流落至绥靖。定寰公逝世后,始复姓名,承荫二品荫生。

吴三桂叛乱时,投笔从戎。初为永泰营百夫长,游击许忠臣暗受逆札,曾数次用话引诱打动岳升龙,岳升龙佯装同意,便连夜派人吊城墙出,火速赶往靖逆将军处报告情况,示其等待机会擒拿归案。岳升龙于当晚看到许忠臣酒醉卧床,便趁机将其抓捕,并当场搜获逆札一百余张。

事隔不久,兰州兵也占据城池,从逆兵变,断黄河浮桥,以抗拒王师,岳升龙受奋威将军指令,将车轮联接在一起为筏,以解决渡河载乘人员工具。

贼自恃浮桥已断,河水阻隔,无法过江,便饮酒高歌,放松戒备,遂掩破其垒。事后,岳升龙又带兵乘胜前进,屡挫贼锋,军功卓著。历任山东登州,直隶天津等镇总官兵。

康熙初年,皇上征青海,岳升龙任御前大臣。康熙三十五年,随仁皇帝亲征噶尔旦,充议政大臣,擢四川提督,予世袭骑都尉,赐花翎全龙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圣祖西巡,赐公母张太夫人“重围锡类”扁额一,并赐岳升龙“仁爱士伍”、“威信著闻”扁额二,及“太平时节原无战,上将功勋在止戈”对联及御书“《白鹰赋》”首卷各一。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建昌瓦都、瓦尾等地生倮骚乱,岳升龙奉旨征讨,由于处置方法得当、措施有力、剿抚兼施,不到三个月就彻底平定。大小凉山竹墨等处蛮倮也闻风向化投诚,归顺入版图者十万余户。

是年,因老母年高九十,岳升龙上奏请求退休入籍四川,回家敬母,均得到康熙皇帝恩准。凯旋升四川提督,赐谥敏肃,奉旨死后葬于四川,入四川名宦祠。

岳升龙好吟咏书写,在任时喜欢与文士交谈。在暮年尤为不羁,与成都士林结诗文社,岳升龙不以功臣大员自居,人们也忘记了他曾是驰骋沙场的岳将军。

其时,年羹尧抚四川监临乡试,士子在场宣言罢考,人声喧闹。年羹尧抚慰劝说众生入号参考,并向天盟誓说,只要大家参考后,绝不追究大家的责任,士子们皆言,抚军的话我们不敢信,需得岳将军为证。

年羹尧不得已,只好请岳升龙到公堂考试院前向众考生讲话表态,大家才欣然归号参考。

岳升龙宦游四川,遂寓居锦官城(即成都北门外街)后告休回彭山,耕田读书。他自写一幅门联,贴于书房两侧:“自古许多名将相,门前淮有此溪山”此联现今尚存,由此可见,公之风流儒雅。

两年后岳升龙病世,葬于彭山城西北20公里保胜乡金岗山(又称翔风山)半山腰宝地。金岗山左侧为白虎山、右侧为青龙山,山势十分雄伟,好像一只栩栩如生的大凤,展翅在天空中翱翔。

岳升龙墓高2.5米,直径6米,墓前一碑,上楷书阴刻:“皇清诰授四川提督敏肃公讳升龙、授一品夫人苗氏之墓”。“康熙五十二年(1713)”八月,祀男钟珩、钟琪、钟瑞敬立”。

在岳升龙墓正前方,约1000米处的草地上,奉旨修了一个巍巍矗立的将军衙门,可惜在解放初期被毁,现不复存。岳升龙墓1984年公布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春节,我带领儿孙,回金岗山扫墓,看望父老乡亲,我还有幸登上金岗山顶峰,当我看到处处青山绿水,新建楼房比比皆是时,回忆历史,激励未来,思念先人,喜看今朝,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即席赋诗四首如下:

1、巍巍金岗享盛名,余年八十敢攀登。

处处青山林漫岭,千秋功泽后来人。

2、金岗山村细雨斜,崎岖小径路泥洼。

民生渐好群楼起,燕子归来不识家。

3、金岗巨松何处寻,喜保生态造新林。

岳公葬身灵杰地,忠魂长存千古呤。

4、新春佳节暖洋洋,伴随儿孙游金岗。

退耕还林千树壮,满山遍野百花香。

岳公墓前留身影,家人团坐话小康。

纵有流连终须返,一路春风伴夕阳。

2010年7月

 

话 说 张 纲

宋学镰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张纲,都是叫得响的有名人物,并在今天的各类辞书上都能查到他们的生平事迹。

其中一个张纲是彭山人,另一个是江苏人。

先说江苏那个张纲,他生于公元1083年,卒于公元1166年,比较长寿。这个张纲也是个做官的,并且为官谨慎,曾有座右铭八字:“以直行己,以正立朝。”正因其谨慎的缘故,他才能够审时度势,两度辞官,最终也没有遭遇任何祸事。尤其在奸臣秦桧当道的时候,他能明智辞官,既免了当时之祸,也免了秦桧倒台之祸。结果是秦桧死了,他又起为吏部侍郎。其第二次辞官已是七十高龄,大约想到来日不多,想过几年清闲日子吧!果然,辞官几年之后,他便去世了。

这位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的江苏张纲,应该算得上一个活得顺畅也活得滋润的有福之人。福之一,是他得以尽享天年。古时候能活到七十岁的人本就稀少,“人生七十古来稀”正是流传千古的赞誉之语,而这位张纲竟然活到八十三岁高龄。福之二,是观其一生,从未有过罹难的经历。古代官场,十分险恶,几起几落的人不在少数。而且那种“落”,还并非是不当官了的平平常常之“落”,而是轻则充边,重则下狱的大苦大难之“落”。至于遭杀身之祸并株连九族,已非一个“落”字所能概括的了。就以眉山人引以为骄傲的苏东坡为例,也属于大落之列。

活得长又活得顺的人,当然就有福了。而这位宋朝的张纲,还并非仅止于此,他活得长,活得顺,还活得有滋有味。因为他不仅能当官,还是一位能写诗的人,尤擅填词。张纲的词,在丰富多采的唐宋词中,算不上有多么特别。但是能够流传下来,也属于相当不错的了。比如我们现在这些写诗的,在极短的时间段内,或许觉得还可以,但最终能否在历史上留下那么一首两首来呢?恐怕就只能打一个大问号了。由此观之,这位张纲的词,水平应是不低的了。张纲的长寿,既得力于他一生的顺畅,也得力于他有一个良好的心境。而此心境的得来,难道与他常常填词吟诗没有关系么?

而彭山张纲就大不一样了。彭山张纲的年代要早得多,足足早了上千年。他生于公元108年,卒于公元143年。拨指一算,才活了三十六岁,比宋朝张纲少活了近半个世纪。仅从这一点说,实在太可怜了。

而这位彭山张纲,却很不简单,他是一个典型的忠耿之士。由此可知,这位彭山张纲和江苏张纲相比,在禀性方面,就迥然有异了。

彭山张纲,当官是在东汉顺帝时期。其时朝廷黑暗,政治腐败。张纲作为顺帝的一名御臣,无法忍受,多次上书向顺帝提出改革的建议。可惜张纲一片赤诚之心,却打不动顺帝,顺帝对他的建议理都不理。

张纲忠耿之性表现得尤其充分的时候,是在汉安元年。这一年,顺帝大约也有了点惩治腐败的心思,便选派了八个特使,要他们往全国各地巡视,考察吏治情况。并下令,如发现剌史太守这样的官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就立刻急奏弹劾。若是县令以下的官,就用不着奏报上来,即刻逮捕法办就是了。至于考察到清廉而有政绩的官员,则给以表扬嘉奖。

  这些特使,都是朝廷任命的高官,彭山张纲也在其中。只是相比之下,张纲年纪最小,官也最小。但就是这个年轻而官小的彭山人,却表现出最大的胆识。其他七个特使都出发了,唯他不走。非但不走,还把自己乘坐车子的车轮拆下来,埋在洛阳都亭。然后,向顺帝上奏说:“朝廷的大恶都没有除掉,去动那些小恶有什么用处?”

张纲所指的朝廷大恶不是别人,正是位高权重的大将军梁冀及其兄弟河南尹梁不疑。其时梁冀的爪牙分布在全国上下,干尽了坏事,但都由梁冀一手遮住。因此,张纲认为,若不先扳倒梁冀弟兄,要到下面去查办那小喽罗,怎么行得通呢?为了扳倒梁冀,张纲还起草了一份列举梁冀弟兄十五条罪状的奏章。

毫无疑问,张纲的主张是正确的,做法也是果断而有力的。但是,当时的梁冀实在是太硬火了。第一,梁冀的妹妹是顺帝正宠爱的皇后;第二,由于梁冀擅权多年,满朝文武多半是他的死党。仅凭这两条,就决定了张纲扳不倒梁冀弟兄。事实也果真如此,顺帝虽然读了奏章,却并没有继续追究。还算好,顺帝也没有怪罪张纲,梁冀也就不便立刻倒打张纲一耙。

但是,梁冀从此对张纲怀恨在心了,私下里想方设法要害死张纲。恰好这时广陵郡的张婴聚众数万反抗朝廷,梁冀计上心来,决定借刀杀人。于是,怂恿顺帝,让张纲出任广陵太守。只要张纲到了广陵,不出兵破贼,定被朝廷所杀;若出兵破贼,肯定会被势众的张婴所杀。张纲当然明白梁冀的用意,但他并不畏缩,很快就到广陵去了。张纲到任之后,却并不动用一兵一卒,而是赤手空拳,只身一人,去见了张婴。他先仔细聆听了张婴的不平之述,然后表示一定帮他们解决困难,并晓之以大义。

张纲这种主动关心百姓疾苦的态度,赢得了张婴等人的信任,于是这场暴乱就平息下来了。

一年后,张纲因病在任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张纲虽然在世时短,但其忠耿之性传之后世,被誉为忠臣。彭山人以张纲之忠耿为荣,其实绩盖出于此。

两个张纲,一个在千年以前,一个在千年以后;一个短命,一个长寿;一个坎坷,一个顺畅。东汉张纲是忠臣,而宋朝张纲也并非奸臣,只是禀性不同,处世方法有异罢了。不过彭山张纲,岂止忠耿,更具胆识。若无非凡胆识,敢直言上奏指斥权贵么?敢只身赴反叛军营,达到说服之目的么?

只可惜臣有张纲,而君无汉武。顺帝昏庸,使张纲才不得舒,故而抑郁苦闷,以至英年早逝,留给后世无限惋惜。

话说彭山的建置演变

张华林  

 

旧志云:“彭山,乃秦汉武阳故地而唐名”,历史悠久,建县迄今已有2320多年。

东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下简称“前”)秋,秦惠文王即“车裂”商鞅者,遣相国张仪和大将司马错(司马迁八世祖)伐古蜀国。是年冬,蜀王开明氏败退蜀国故城武阳被擒获。秦移民蜀地,于周·赧王元年(前314年)设蜀郡、置武阳县。县治在彭山县原双河乡平茯村,今武阳乡五一村(南河古河道北岸)。此系彭山建县之始。那时的县境包括今天的彭山县、东坡区、仁寿县、井研县、新津县及双流县借田等地。此后,历经西汉、东汉、西晋、东晋、南北朝,先后易名为戢成县、灵石县、犍为县、隆山县。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孝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设立犍为郡,武阳县改属之。

汉昭帝始元三年(前84年),因“南夷数叛”,郡治由僰道(今宜宾市)移至武阳县。当时的犍为郡东接江阳、南接朱提、北接蜀郡、西接汉嘉,领十二县:武阳(今彭山)、南安(今乐山)、僰道(今宜宾)、江阳(今泸州)、牛鞞(今简阳)、资中今资阳)、符县(今合江)、南广(今珙县)、朱提(今云南昭通)、牛栏(今云南宣威)、堂琅(今云南巧家、鲁甸)、汉阳(今贵州赫章、威宁)。

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9~23年),改犍为郡为西顺郡,改武阳县为戢成县,县仍为郡治。

东汉恢复犍为郡、武阳县。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犍为郡治所迁至岷江西岸(今彭山县城西北之蔡家山麓)。三国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在县内侨置江阳郡(后因南朝·刘宋、南齐置东江阳郡,改称“西江阳郡”),同时侨置江阳县为郡治,寄治武阳。江阳郡,原本今泸州,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置,治江阳县(今泸州市江阳区)。东晋、萧齐袭之。    

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年),析武阳县域南境置齐通郡(治在今东坡区),后废郡设青州,再后易名眉州。南朝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在武阳县境置灵石县,因立于岷江东岸佛子崖江边传说很“灵验”的巨石得名。石今犹在,位于今将军湖路口往江口方向数十米转湾处江边,俗称“大石包”。老人们传说,“不能在上面烧火和擦洋火(火柴),否则,仁寿县城要遭火烧”。还有一说,“不能往上面泼水,否则,县城要遭水淹”等。 

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年),废灵石县,改武阳县为犍为县(“取故郡为名”);侨置江州(今重庆市,治初置于泸州江阳)。西魏废帝元钦二年(553年),置隆山郡(以境内鼎鼻山地形隆起得名)。改犍为县为隆山县并为郡治。县治由岷江东(今彭山县武阳乡)迁至岷江西岸(今凤鸣镇)至今。

西魏 (535年) ,析县域东境设怀仁郡。梁·文帝大宝元年(550年)析县域东南境置蒲亭县(公元591年改名井研县)。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析隆山县北部置新津县。此后,直到1949年县域无大变动。北周省江阳郡。隋初,省江阳县。隋·开皇初,郡废存县,隆山县改属陵州(州治在今仁寿县)。唐初因之。

712年,因避唐玄宗李隆基名讳,改隆山县为彭山县(因彭祖得名。《华阳国志·蜀志》载,“彭祖家其彭蒙”;《四川通志》载:“彭山之以彭名也,名之以彭祖也”),属眉州。历前蜀、后蜀、北宋、南宋,直至元、明、清,隶属关系无变化。

从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到1959年的585年中,彭山县曾先后于明·太祖洪武十至十三年(1377.05~1380.11)、清·康熙元年至雍正六年(1662~1728)、1959年4月至1962年6月三次并入眉山县(今东坡区),又3次复置彭山县。

  民国时期,彭山县先后隶属上川南道、建昌道、第四行政督察区。县境“周界共三百二十八里”。

1949年12月彭山解放以来,县境有三次小调整。第一次是1950年9月,将仁寿县属毛家渡(今牧马镇驻地)、广积场(原双河乡广积村)、华阳县属的半边街(今锦江乡半边街场镇)划归彭山县管辖,彭山县黄丰乡的七、八两保划归仁寿。第二次是1951年7月,眉山县属邻近黄丰乡的部分区域划入彭山,置新丰乡。第三次是1953年土改复查后,彭山县青龙乡属董河坝至叶店子部分区域调整给新津县。

以上就是彭山建置历史沿革及县境域演变之梗概。目前,彭山县境,地理坐标为东经103.40`至103.59`,北纬30.07`至30.21`之间。东邻仁寿,南接东坡区,西界蒲江、邛崃,北连新津、双流。东西直距27公里,南北直距21公里,全境面积465.32平方公里,周界196.107公里。

彭山在历史上,不仅先后是犍为郡、西顺郡、隆山郡治所在地,而且在从三国至南北朝期间,由于连年战乱和政权更迭频繁,加之“夷地”时而归附,时而叛离,为安置沦陷地移民和管理沦陷区事务,还先后在县境內侨置江阳郡(原郡治在今泸州江阳区)、江州(今重庆市,州治初在今泸州江阳区),并置江阳县(今泸州江阳区)为郡治、州治。又分置绵水县,后易名白水县(原县治在今长宁县)。出现了一县境内有“两郡(治)一州(治)”、县中有“数县”的特殊政区现象。 

 

 

古城墙•新街道•忠孝桥

七十二叟 李永田

 

古 城 墙

 

彭山,古称武阳。公元前316年,秦张仪灭蜀后,在蜀王开明败亡之地(今武阳乡)置武阳县,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

彭山,古称武阳。公元前316年,秦张仪灭蜀后,在蜀王开明败亡之地(今武阳乡)置武阳县,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

城墙,系古代在市井或城堡构建的抵御外侵的防御性建筑。可以起到“聚民、固封守”的作用。中国古代城墙主要由墙体、女墙、垛口、城楼、角楼、城门和瓮城等部分构成,绝大多数城墙外围还有护城河或濠。

现彭山城区一环北路凤鸣镇派出所对面,尚存一段掩映于绿树丛中的古城墙遗迹。查阅《县志》,原系清·咸丰十年(1861年)知县蹇訚(音“银”)重建的石城墙残段。笔者步测尚余590步。(以三步两公尺计约400米长)实测高约3.6米。这是本县目前唯一最大的地面残存的城防设施古迹了,应当好好保护,以便后人了解城市变迁。

蹇訚重建之石城墙,是在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邑令史钦义采石重修于乾隆二十年(1756年)只设三个城门基础上,缩小了面积而筑的。史钦义所修城墙周长759.25丈,高1.55丈,周围挖濠,增城门为四:北承恩、南丽明、东新波、西玉丰(见后文玉丰门碑文),并建城楼四,桥三,费银三万余两。(详见《嘉慶縣治圖》附后)。

蹇訚所建城墙,比史钦义所建城墙缩小了二百丈,周长559.4丈,仍环以濠沟,濠距城根1.5丈,仍有四门(但改东门“新波”为“安澜”门)。内列东南西北四街三巷(小南街、东狱庙、三官堂巷)。工程未完,蹇訚离任,由知县肖芝茂接修。翌年(咸丰十一年)三月竣工。“富者输财,贫者力役,乡甲率领,分段而筑”乃就。费银18700余两。城区面积民间流传为:“穿城一里三,围城三里三”。民国时期实测为0.66平方公里,与周长559.4丈相符。

四城门上,有一副每字一尺见方,遒劲有力的对联“气死勿告状,饿死莫做贼。”《县志》载,是有“张善人”之美誉的原县商会会长,名中医张育三(谢家人,《县志》有传)书写,雇人凿刻的。笔者儿时亲见至今未忘。原四周城墙顶有“箭垛”(或称瞭望孔)今已荡然无存。

 

新 街 道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区面积已由1985年的1.64平方公里,拓展到了今天的11平方公里。大街小巷48条。笔者骑车游览全城发现,有13条新街道的命名,对传承和弘扬彭山厚重的历史文化特别是长寿文化、忠孝文化,是非常有益的。

譬如:有以纪念彭祖命名的“彭祖大道”、“长寿路”;有以原彭山十大景观的:“寂照路”(寂照风篁)。“圣寿路”,“云松街”(圣寿云松)、“龙潭路”(龙潭春云),“平盖路”(平盖烟霞),“双佛路”(齐山双佛);有以纪念本县籍历史名人的“张纲路”、“李密路”、“辑五路”、“伯华路”;有以县内首创高校(锦江学院)命名的“锦江路”等。其中,张纲、李密、辑五、伯华四人《县志》有传。

论忠者,首推张纲。张纲(108—143年),字文纪,东汉犍为郡武阳(今彭山人)。初为朝庭御史(言官),后任广陵太守一年,殁于任上,享年36岁,以忠于职守,弹劾奸佞,兵不血刃,招抚张缨,抚慰百姓,深得民心著名。

若论孝,唯李密。李密(224—287年),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彭山人)。西晋文学家,以孝敬祖母闻名,作《陈情表》以侍亲孝顺之心感人肺腑,流传至今。

今县市政活水公园中之“忠孝之邦”铜像上,居右站立者为张纲,其右脚下,半个车轮寓意为“张纲埋轮”执意弹劾奸佞的典故。古称“埋轮芳迹”。《辞源》有“埋轮”一词详解其事。居中坐持碗者为李密,居左弓背老妪是李密祖母刘氏(94岁)表现了李密侍奉祖母,汤药必亲尝而后敬献的神情。原铜像背后基座上有《陈情表》隶书全文,现移至后面石屏上(楷书)。铜像把三者合而为一,彰显了彭山人最早忠臣孝子的典范形象,“忠孝之邦”有史有据,名不虚传。

至于辑五、伯华二人,因知者鲜也。

关于辑五其人:

辑五,是张治祥(1883—1919年)的字,张还有一个谱名,远维《县志》笔误为“远淮”,彭山谢家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东京入同盟会,次年冬,奉孙中山命回四川,继任四川省同盟会分会会长。发展组织筹备武装起义,并决定11月14日(阴历十月初九)发动新军起事占领成都。事泄,12月4日被捕。与杨维、黎靖瀛、黄方、王树槐、江永成等五人,史称,成都“丁未六君子”事件。张在狱中坚贞不屈,还与外界同盟会员熊克武等暗通消息,策动同志会暴动和保路风潮。(现成都人民公园立有保路同志会纪念碑)。武昌起义后,张治祥等出狱。民国元年(1912年),张促进了“四川军政府”的统一,任军政府外交司司长。同年 9月,国民党四川支部成立,张担任支部评议部部长。次年4月,张当选为国会众议员,5月赴京出席国会,反对贵州军阀戴戡任四川省长及军务会办职务。同年,张任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民国八年(1919年),受四川省督军熊克武委派到奉节交涉各军事谊,途中被暗杀,时年36岁。安葬于成都草堂寺,孙中山亲为墓碑题词“维名不朽”(“维”,即张治详之谱名远维之维也)。以其字“辑五”命路名,彰显了张治祥尽心竭力忠于国事,以教化后人。

伯华者,学名刘文田(1910—1939年),彭山城关东后街人。1935年,在县城南街宏育小学任教(今粮食局南街仓库)。1936年冬,在福建教师训练班学习,后到福建平潭县城小学任教导主任。次年,升任校长。“七·七事变”后,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把学校学生组成少年团,自任团长,下编四个大队,由老师担任大队长,实行军事训练,领到了步枪20支,短枪19支,平潭县岚华中学还聘请他担任该校军事教官,平潭县的抗日救亡工作从学校到社会,从学生到群众,广泛开展了起来。刘积极参与,受到了平潭人民的赞誉。1939年5、6月间,平潭局势危急,县长罗仲若向邻县福清县求援,刘挺身而出,协助罗仲若负起守卫平潭之责。选出校内学生20人,发给枪支,协助军警巡逻警戒,并发动群众共同抗日。端午节前几天,日机两次轰炸平潭,海上日船往来频繁,刘伯华在武装学生中抽选施修茂等十余人,准备在平潭失守后,待命转入内地打游击。农历五月初八日夜,福清县保安分队叛变投敌,适刘只身从县府回学校,途中遭伏击,中弹牺牲,时年29岁。

一名小学教师,无党无派,国家危亡,挺身而出,为国为民,忠勇之志,可歌可泣。

 

忠孝桥

 

新忠孝桥,城区滨江路“上层豪庭”转弯处(原二郎观乌龟嘴北端)与眉州河交汇点,又造了一座新“忠孝桥”。系钢筋水泥浇铸的单孔平桥。笔者实测桥长19.9米,宽24.5米,两旁护栏柱园顶高1.43米,护栏石板面上,凿刻了共26幅字画,每侧各13幅。刻有传统24孝中的孝子故事:“吴侯折服”、“戏采娱亲”、“乳姑不怠”、“卧冰求鲤”、“弃官寻母”、“涌泉跃鲤”、“鹿乳奉亲”、“怀桔遗亲”、“哭竹生笋”、“涤亲溺器”、“江革背母”、“为亲送米”等十二幅。专述李密故事的:“慈父见背”、“舅夺母志”、“亲侍祖母”、“诏书切竣”、“辞不就职”、“戍子陈情”、“感动圣上”、 “复出仕途”、“造福于民”、“美德传承”共十幅。“忠孝之邦”一幅。“忠孝桥”两幅(原眉山市市长余斌题书)“忠孝桥”居两侧护栏中间,两旁画图各六。可容20吨重车通过。

老忠孝桥,位于新忠孝桥河道上溯约二里许,蔡家山北麓处,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下为木架排桩,上由纵梁横梁桥板及廊房组成,拱状孔一。清·乾隆十七年(1725年)改建时以条石砌桥墩,架成长桥,长六丈,宽一丈二尺,五孔。上复廊房十二间,前后建牌坊有“埋轮芳迹”和“忠孝遗风”横额。桥墩上置镇水兽二只。《县志》载,1926年修成嘉公路时,改为平桥。1983年公路改道后,成为民桥。数日前,笔者骑车实查,桥面及道路两旁荒草弥漫没脚,桥下仍流水不断。唯一见证其沧桑之变的是,顺道东行二三十步,河坎上仍然屹立着,笔者儿时就见过的两百来年的高大黄桷树,枝繁叶茂,岿然不动,仍存原处。

由老忠孝桥的兴衰,到新忠孝桥的修建,说明了党和政府重视弘扬优良传统,倡导以忠孝治政理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目前,彭山县委、政府领导又提出了“不干则已,干就干好,以执着的态度,顽强的精神,推动彭山大发展”和“以服从大局谋发展,艰苦奋斗图发展,敢于担当促发展,公私分明保发展”的号召。从而“推进全域城市化,打造美好新彭山”。就是一种什么精神呢?这不正是张纲、李密、张治祥为官,刘伯华为草民忠心为国,尽忠职守的拳拳赤子之心的精神发扬光大吗!这不正是“埋轮芳迹”、“忠孝遗风”的传承体现吗!这不正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当今写照吗!这难道不正是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所说的“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共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三省吾身的具体表现吗!

“推进全域城市化,创先争优促发展”,“彭山最终将建成城乡一体,社会繁荣,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居民幸福的新型城市”。“让全域人民过上城市化的生活”。结庐在人境,不闻车马喧,采菊滨江边,悠然见东山,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心旷神怡,飘逸潇洒,美好新彭山。

 

附录:玉丰门碑,因照片不清楚,全文附录如下:

古城墙玉丰门遗址:玉丰门,原旧西门。始建于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咸丰十一年(1860年)改建。一九五一年后陆续拆除部分残缺城墙,一九九六年,因城市发展拆除,立此碑于旧城址存念,留后人查考城市变迁。

注:此碑现立于县医院西侧墙根下。